2月27日下午3时许，洛阳K69路公交车行至定鼎立交桥西公交站，上来一位手拿铁锨、农民工模样的中年男乘客，他走到车厢前后部交接处，坐在了台阶上，而这位男士的右臂处就空着一个座位。记者询问他有座位不坐的原因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工兄弟称，他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身上脏，不想打扰人家。（2月29日《大河报》）

　　这仅仅是记者的一则日常见闻，但就是这样一条“不显眼”的新闻，却依然无意外地引发舆论的聚焦，个中舆论情绪更是耐人寻味。有人不吝对这位男乘客宁可自己坐地上也不影响他人的公共意识点赞，还有人下意识地联想到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制造的身份隔阂的必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这位男乘客是一位农民工。从出发点而言，我相信这些“情不自禁”的情绪流露，汇聚到一点，都可以说表达的是对农民工境遇的一种同情式关注。但这样的关注真的足够恰当吗？

　　必须看到，如果说因身上脏怕影响他人而选择不坐座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道德行为，那么，这位男士的表现或许不过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本无需过度解读。鉴于此，先入为主的将农民工的道德水平设置在洼地，然后再来一个“意外”的仰视称赞，看似是赞誉，其实不过也是一种隐性的歧视与话题消费——要知道，如果是一个城市白领这样做，还会引发如此多的褒赞吗？而若说这位男乘客作出此举动，是源自长期的城乡差距所塑造的身份隔膜，那么光有道德性的称赞，恐怕也只会让人觉得矫情，并可能遮蔽这一行为背后的本质问题——如何让每一位农民工能够“毫不违和”地坐上那个本不应该具有任何身份等差的公交车座位？

　　类似的报道几乎成为套路化，但很显然，这样的同情式关注可能看似善意满满，在实质作用上除了强化原本的城乡心理差距和身份隔阂，让旁观者多了一次道德化的抒情机会，其实对于改善农民工的实际处境可能毫无正面作用。而这样的关注视角，包括“农民工”称谓本身其实已经不自觉的植入了某种歧视色彩。在多数人看来，农民工或许永远是身上脏，道德水平低下，与城市格格不入的那群“农村人”，所以，他们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在农民工标签的强烈暗示下被放大。

　　农民工首先也应是权利无差别的公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就应该剔除城乡割裂所制造的道德俯视和优越感，将之还原到个人权利的角度。他们在公共视线中所呈现出的“弱势之境”，无论是讨薪难，还是社会保障的欠缺，最不缺乏的其实就是道德抒情式的围观，相反，正是对于他们应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关注与维护等“严肃”议题的参与和介入不足，才导致了在今天，人们在看待农民工时，始终难以超越道德的范畴。

　　其实，对于任何“弱势群体”的关注，最好的视角恰恰是平视——无论是权利还是道德。只有从一个平等公民的角度去打量他们，我们亦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崇高”与“卑下”，体认他们到底缺乏怎样的“关心”，又最需要得到怎样的外界关注。所以，不妨克制那些貌似“自然流露”的对农民工“有座不坐”的高蹈抒情，这或是一种公共尊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