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多学科交融研究探索解释“中国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发生深刻变革，但西学框架下的学理叙事难以正确解读中国的发展变化，逐步暴露出局限性和失效性。

　　由传统汉学研究传承而来的世界中国学，经历了从西方学者解读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向以中国学者为主揭示中国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的转变，具有在全球视野中重新展开和诠释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特质。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海外机构和学者为主体对中国进行研究和传播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以中国机构和学者为主体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借鉴和研究的过程；第三阶段是中国学术界在前两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向世界揭示中国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的过程。

　　当前，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正处于第三阶段的起点上。在新文科视域下进行新的建构，是对“中国现象”进行历史和现实叙事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平台日益扩大，研究队伍显著壮大，学术阵地不断增加。在中国学研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学理探索逐渐深入，一些学科开创者在探索海外中国学研究体系、与海外学者平等对话等方面开辟蹊径，发表了一批启迪后学的学术论著；一大批后继才俊围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构、学理发展进一步探索，使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得到长足进展，为世界中国学融入新文科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新文科体系下的世界中国学采用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相融合的方法，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在区域研究的框架内开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践证明，只有具备把中国与世界联结起来的宽广视野，才能与海外中国学名家对话，回应海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重大关切。

　　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提出的“谭中之问”，实质就是当今世界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为何由西方世界掌握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亟须立足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开展一系列基础性研究。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是几代中国学人的夙愿，也是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宗旨。要运用新文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改变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失语”状态。只有建立在真实详尽的本土史料和数据基础上，尊重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当代发展事实，提出与中华文明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更相契合的理论学说，方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同时，要关注世界观察中国的各种视角，探索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种中国与世界的双重视角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有助于建立中西会通、国内外兼容的研究，回应以往难以解答的各种挑战性问题，如“汤因比之问”“李约瑟之问”等，进而产生和建构关于中国研究的新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

　　回答“中国为什么能”

　　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整体系统的发展，仅靠单一学科远不能实现对“中国现象”的深广认识，这就需要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

　　世界中国学突破学科边界和单一学科的桎梏，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和历史诸多问题的内在关联开展系统性探索。不仅如此，世界中国学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史学研究等多学科方法，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在学理逻辑层面探索建设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世界中国学学科体系。

　　这一学科融合的治学方法，有助于突破因各学科知识体系之间相互隔膜而产生的对海外中国学再研究的局限性，进而恰当地扬弃“他山之石”。

　　世界中国学的使命，就是以世界视角为参照、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华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之于世界文明的意义，既研究中国儒释道思想对于全人类社会的借鉴价值，又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

　　世界中国学研究只有着力重建和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方能与海外中国文明研究展开有效对话。在此过程中，世界中国学通过解读传统和当代中国，致力于夯实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人文基础，从而为青年学子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新的通识教育。

　　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世界中国学的学术研究还应进一步将基础研究和智库功能结合起来，关注国家民族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比如，在全球视野中开展中西文明、历史分流、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中国道路研究，考察“一带一路”如何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联通与发展，作出“中国为什么能”的答复。

　　由此，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中国通”将更积极主动地来华考察实践，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道路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理解和借鉴。

　　概而言之，世界中国学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厚土，通过多学科的交融研究探索解释“中国现象”，考察中华文明人文精神之于世界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在不同民族文化体系之间搭建沟通、互鉴的桥梁，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深远。

　　（褚艳红，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