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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下的陶渊明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03-24 11:04:56

  原标题:新视野下的陶渊明研究

  陶渊明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是难点。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想要有所突破,非常困难。无论是生平与文集版本的考证,还是思想与艺术方面的阐释,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下,题无剩义。因此,多数学者都避开陶渊明,而每年发表的论文也以重复前人观点者居多,新意难见。然而,范子烨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对陶渊明的研究中,范子烨秉承着考证扎实、严密论证的治学理念。尽管研究主旨在于阐发陶渊明的思想,但其对陶渊明的研究多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其《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与浙江天师道的关系”中,他引用了《陶渊明集》《晋书》《宋书》《建康实录》中的大量资料,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陶渊明之所以效力于王蕴的幕府,共同的天师道信仰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原因。再如,对王凝之、刘遗民、周续之、戴逵、陶夔等人的考证,都从不同角度起到了对论点的支撑作用。

  范子烨更注重观点论证的严密性。在《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中,他引用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二,结合戴逵《释疑论》、桓玄《与释慧远书劝罢道》、嵇康《高士传》、陆云《荣启期赞》、慧远《答桓玄书》《明报应论》《三报论》等文献,证明“陶渊明对佛家因果报应说的质疑和批判”,他与庐山佛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虽然范子烨谦称自己的著作“不过是掇拾陈氏之牙慧,狗尾续貂而已”,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穷尽材料,条分缕析,更上层楼。《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参考征引的研究成果非常广泛,相关的研究论著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比如,庐山诗僧集体创作的《游石门诗并序》对陶渊明《蜡日》诗有影响,在考证陶诗中的“章山”时,他征引了逯钦立、袁行霈、杨勇、潘重规等诸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证明“章山有奇歌”与《游石门诗并序》之间的联系。再如,邓小军对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有过深入研究,范子烨在论述中也多次征引。其著作脚注很多,学术信息量非常大,包括原始资料与相关问题的历代解说,以晋宋时期的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时代的资料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海外汉学的成果。这也使得其研究更具有学术史的价值。

  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没有创新。其研究主旨“就是将陶渊明及其作品中‘佛道的成分’明确地‘分析出来’”,学术的进步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例如,通过对“幻化”“智慧”“生生”等语词的分析,范子烨认为,陶渊明运用这些语词,意在对当时流行之佛典以及佛学思想进行积极的、及时的、即事的、艺术化的回应。这样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陶渊明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再如,陶渊明与白莲社的关系及“虎溪三笑”的真伪,一直是重要的学术公案,该书梳理了历代文献中的记载,详细辨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范子烨对陶渊明研究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对陶渊明诗文的解读方面。例如,他认为“陶渊明《乞食》诗借释氏‘冥报’一词,复述了我国古代结草衔环的报恩故事,客观上传达了华夏固有的果报观念”。通过对周续之、慧远等一系列考证,他认为,“从《示周掾祖谢》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朝廷政治的虚伪,对远公及其弟子与刘宋朝廷的微妙关系,对远公寄托遥深的文化动机,都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对《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其二、《蜡日》等诗的解读。这些见解对于陶诗的理解无疑是非常深入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陶集注本。

  范子烨对陶渊明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径方面,对学界也有颇多启示。其《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是以宗教为核心解读陶渊明的思想,但在论述中却不限于宗教,而是涉及时代、地域与家族等因素。比如,陶渊明的思想及其诗歌与晋宋之际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多次联系政治背景分析陶渊明的思想,解读陶渊明的作品。再如,论述陶渊明对庐山佛教文学的吸纳时,结合了庐山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境界。还有,作者考证了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来自浔阳翟氏家族,其家族成员翟法赐也是一个信奉道教的人,从家族与姻亲方面论证了陶渊明的天师道信仰。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之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范子烨可谓深得这一学术思想之要义。在分析庐山诗僧的《观化决疑诗》与陶诗的关系时,他运用了修辞学中的“仿拟格”理论。该书以问题为中心,结合历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是运用多学科解决问题的典范之作。

  此外,该书在文本细读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陶诗,还是各类史料,作者都能从中读出很多味道,让人有一种新鲜感,细想之下又觉得入情入理。范子烨长期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段的经史子集各部典籍非常精熟。加上深入的思考,才能做到运用材料举重若轻,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让读者的疑问涣然冰释。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也是发展变化的。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他读各家的书,和各家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因此,陶诗是非常复杂与深刻的,既与时代有关,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多义性正是陶诗的魅力。需要从多角度去认识陶渊明及其诗歌,宗教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

  诚如范子烨在《自序》中所言,“陶渊明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大问题’,也是‘中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学术的进步就在于解决这些难题,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范子烨说:“我特别喜欢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意义。”诚哉斯言!进而言之,文史哲这样的传统学科,学术研究能否取得重要成果,主要不在于发现什么秘笈,而在于从常见书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需要对文本的细读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背后是广泛的涉猎与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深入研读各学科的经典文献,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就是这样的典范。我想,这就是子烨先生这部书在学术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

  (张建伟,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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