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娱乐

王国维与抒情的“境界”

来源:文汇报
2022-01-26 10:30:00

  原标题:王国维与抒情的“境界”  

  “境界说”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人的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考虑的是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

  “境界(意境)说”历来被看作王国维对中国近现代诗学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不仅是王国维对历代诗歌艺术的一种概括尝试,也是他评估整个中国诗史的美学标准。关于境界,他最重要的几段说法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条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条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条七八)佛雏《王国维试论及其结构的综合考察》和叶嘉莹《〈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对“境界说”均有详细讨论。如前贤所论,“境界”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常被提及,明清两代更不乏发挥,但我们不能忽视王国维自己说过:“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意境二字,为探其本也。”(条九)王国维认为,有意识地以境界作为诗的本体,就境界的内在结构和特性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的,是始于他自己。对此,罗钢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诗学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本”与“末”的关系;“本末说”本身恰是“近代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这一辨析对理论话语生产背后的文化霸权的意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我觉得这番看法片面地限定了王国维的思想资源,而忽视了王国维的生活世界对其学术的影响,同时忽视了他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在承接。正如陈建华在对《人间词话》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王国维主张词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格修养、自然之情的真切抒发、对外界的深刻观察、反对矫揉造作等,“形塑了中国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把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包裹进了“中国传统批评语汇与诠释方法之中”;他提出“境界”概念并不断加以阐释,正是试图从西方哲学-文化理论框架中摆脱出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激活资源、“寻求慰藉”的一次尝试。

  王国维怕人误认为《人间词话》中的“境”专指景物,特别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条六)他强调诗人的自我在构建境界中的特殊作用,对景物做纯客观的描写并无境界可言,境界只能靠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来实现,创作主体艺术地呈现出生命感悟和价值襟怀。在他看来,诗人行使自己的情感话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条一一七)当主观情感内容超越了形象的绵密质感,诗歌造就了“有我之境”。而诗人放弃主观视角,与外物合一,则是“无我之境”。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而“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强调“情”“真感情”在观照中的作用。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谓:“(古代)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他借屈原的话,把情感称为“内美”。相对偏于技巧性的“修能”,“内美”尤为重要。所谓“内美”,即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和感悟。这是诗词中成功的境界能够感人的根本原因,也是王国维最为珍重的。学者夏中义甚至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在“境界”之外,还提出“意境”这个词,一些地方用“意境”来替代“境界”,或许正是想通过“意”来突出“内美”。因为“境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此嫌疑,因为“意”与“境”二字在此可拆开用,若把“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作景物或景观造型解。概言之,“意境”是一种出乎个人真切悲欢体验而形成的境界,更直接说就是主体“抒情的境界”。

  对此“抒情的境界”,王国维给予了很多描述和比较。在《人间词乙稿序》中,他以意境的有无和深浅来评价古今之词: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

  这样一番对于词史的衡鉴,显示出王国维独特的趣味。他认为五代北宋词成功,全在以意境胜,而南宋以降的词意境上已经无法相比。其实,南宋之词在咏物描摹上未必不如北宋,但王国维认为词中主体的精神世界变得局促和狭窄,不那么质朴雄健,也就丧失北宋词的“生香真色”了。王国维青睐于五代北宋词,跟他在自己的诗词和批评写作中反复致意的“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的情怀是密切相关的。他比况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条二五)

  不仅理想的“意境”绝对离不开主体的感情,而且在王国维看来,诗人的抒情不能仅仅限于“自道身世之戚”,而需要在一己悲欢之上穿透公与私的界限,把一种休戚与共的更深广的“痛”再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中国“比兴”诗学传统最为强调的。他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条一五)接下来又说李煜能“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些评价都是从主体的精神和情感气质的角度出发的。若李煜没有经过从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人生跌宕,大概也不会洗净铅华,“感慨遂深”。于是,王国维以李词为“天真之词”又谓李词“以血书者也”。将之与宋徽宗《燕山亭》词作比较:“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条一八)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他所流露出深刻精微的感悟和反思,已不止是个体的自怜自悯,而突破“一己之感情”,进入“人类之感情”,揭示出某一种历史境遇中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结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意思是相近的。诗歌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正是因为与时代的文化政治发生了关联,才显现出阔大隽永的气象。“抒情的境界”因此成为对意义危机的一种担当、回应或想象性解决。

  “抒情的境界”不仅在诗词评价中有效,王国维的艺术批评也不脱这一标准。在《此君轩记》中谈画竹要物我无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所以然。故古之画竹者,亦高致直洁之士为多。”画作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其人格节操显现其间。在《二田画庼记》中,借讨论沈石田(沈周)、恽南田(恽格)等人书画,进一步申说书画须“有我”的看法:“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元镇也,叔明也。”还是突出物我关系中主体“我”的意义。在《待时轩仿古鉨印谱序》中,他又批评“今之攻艺术者”心偷力弱,“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看重的依然是艺术之中有没有主体的寄托和怀抱,以为好的绘画作品应当完全显示出主体情感,创造出独特的抒情境界来。

  由此可知,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根据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经验而提出的。他对诗歌中抒情主体与抒情方式的关注,特别是对“内美”的重视,使“境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一种抒情主体的感受力和表现力。唐圭章敏感于此,在讨论王国维“境界说”时,特别提出词中“情韵”的重要性。王国维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抒情传统”,但后设来看,他关于“境界”的思考,为后来由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发起的“抒情传统”论述多所呼应。普实克发现中国抒情诗倾向于表现“自然窈冥”,中国诗人惯于以“景”传“情”,表现“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之本质和精华”,并进而演绎出“抒情精神”的概念;高友工纵论中国抒情“美典”,以“内境”(inscape)来描述情景交融的境界,突出“心景”(interior land-scape)在中国古典美感经验中的意义;在方向上都是接着王国维的“境界说”延伸往下深入。普实克、高友工等未必受到了王国维的启发,但是这种不约而同的相似,让我们有理由在抒情传统脉络里重新思考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

  把“境界说”放置于晚清民初的文学场域中去观察,不难发现,它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考虑的却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遗产里寻找支持意识,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而另一方面,“境界说”也跟彼时开始跨语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写实主义话语大相径庭。一重主观情感,一重客观对象;一重心灵沟通,古今同慨,一重透明反映,立足当下;一重自我安顿,一重社会改造。王国维独标“境界”,而对处于上升期的写实主义不置一辞,表明他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萦绕于他心上的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抒情主体应该何去何从?而此后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吁请读者“宜深加玩味”;朱光潜向往“静穆”境界,引来鲁迅批判;宗白华在战乱中“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1940),谈“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抒情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的回响和争论,也是王国维关切问题的不断重现。(张春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郑鑫

媒体矩阵


  • 中工网客户端

  • 中工网微信
    公众号

  • 中工网微博
    公众号

  • 中工网抖音号

中工网客户端

亿万职工的网上家园

马上体验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4151598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电话:010-84151598
Copyright © 2008-2022 by www.auribaul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扫码关注

中工网微信


中工网微博


中工网抖音


工人日报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