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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里,藏着几代厂矿子弟的乡愁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03-01 11:21:58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3月1日电(记者 袁秀月)春节假期过去一周多,《你好,李焕英》的单日票房仍在亿元量级,总票房也朝着50亿大关挺进。

  有人总结,这是共情的力量。贾玲和母亲真挚的情感,让很多观众都拥有了在影院嚎啕大哭的经历。

  《你好,李焕英》海报

  母女情,这是一般人眼中的主角。但有一群厂矿子弟,他们在看电影时,却会将目光投向李焕英身后的那片厂区——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现实中取景于襄阳的国营卫东机械厂、六〇三文创园和湖北省化纤厂。

  “电影的场景就是我生活过的样子。”有人这么说。

  位于湖北襄阳的厂区,为何成为众多厂矿子弟故乡的缩影?

  《你好,李焕英》剧照

  开在深山里的厂矿

  什么是厂矿子弟?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在厂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三线建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我国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一批批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响应号召,从五湖四海赶去三线地区支援建设。

  视频截图:《金婚》里佟志被调去建设三线

  根据三线建设的方针——“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很多工厂都建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或荒地。《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卫东机械厂(现为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位于群山环绕之中,远处是蜿蜒的汉江。

  这种特殊的环境,给很多厂矿子弟留下了特殊的回忆。说起7岁之前在工厂生活的岁月,陈景之仍然记忆犹新。“我们韶关钢铁厂是炸山开出来的厂矿一体,是开在山沟里的厂矿。所以我小时候见过野蜂飞舞,见过黄鼠狼咬死鸡,见过刺猬,见过蛇、兔子、蝙蝠。”

  他是跟贾玲年纪差不多的“厂二代”,父亲是职工学校的音乐老师,母亲在职工医院的药房工作。那时候他家在厂矿宿舍区的一楼,他还记得大马蜂在他家窗台上做了窝。“我爸很厉害,不用防护直接拿扫帚就把马蜂窝给弄了下来。”

  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游客在拍照。 胡传林 摄

  豆瓣小组“厂矿子弟”的组长潘一掷有类似的经历。他在辽西深山中的一家三线军工厂长大,从他的父亲1954年入厂,一直到2005年工厂破产,他们一家子在厂区里生活了五十年。

  潘一掷回忆,1967年春天,他们厂搬往辽西的努鲁尔虎深山里,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上千名男职工率先出发,在深山老峪里扎营施工。为了赶生产进度,他们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垒” 的夯土房。由于没有大型机械工程设备,许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们平地铺路、架电线、建厂房、修堤坝,三年多的时间都在工地上。

  另一边,黑龙江老厂区的生产生活也在继续。“这样的两地生活,在三线建设时期非常普遍。《金婚》里的蒋雯丽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很辛劳,这个情节很真实。我妈妈比蒋雯丽要轻松些,当时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还没出生。”潘一掷表示。

  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游客在拍照。 胡传林 摄

  一应俱全的企业小社会

  电影中,为了让母亲成为全厂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人,贾晓玲不惜假装盲人。因为她知道,电视机的话题将成为之后多年他们之间的谈资。

  对于在苎麻厂长大的张琳来说,这种感受不难理解。她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了9寸的电视机。“当时全厂三台我们家就一台,我们家住三楼,每天晚上围坐很多人,家里都挤不下。”

  让她感到熟悉的不止电视机,还有梧桐树、水泥路砖墙,她母亲跟李焕英的打扮也一样,“朴素大方一口大白牙”。

  《你好,李焕英》剧照

  穿越回1981年,电影中的场景几乎没有离开工厂这一亩三分地,食堂、宿舍、电影院、小卖部都在厂子里。

  实际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正是工厂员工的共有轨迹。“在国企改制以前,厂就等于一个镇,什么都有。”陈景之形容。

  国营工厂承包了所有的社会服务,也就是“企业办社会”。不管是社会交往还是休闲娱乐,厂区里的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西部某工厂空间分布图

  潘一掷认为,以前讲“以厂为家”是一种精神,现在看也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用一句话总结他们厂内社区的特点:自成体系的同质化集体生活。

  “对照全国各地的三线工厂,会发现它们在设地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基本大同小异,规律性非常明显。”潘一掷提到,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赫鲁晓夫楼”,他们厂还有更古早的“苏式楼”和红砖筒子楼,在电影《钢的琴》和《夏洛特烦恼》里,都出现过类似的老砖楼职工宿舍。

  《夏洛特烦恼》剧照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潘一掷介绍,厂子的“后勤大集体”下设冷饮厂、职工食堂、职工商店、职工浴池,最初不收钱只收票,因此产生了各种票。

  厂里也有电视台、报社,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广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厂伊始,全厂二十个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大家骑车吃饭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时间。

  资料图:中国最大的三线建设博物馆。钟欣 摄

  “大喇叭广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国》,我在厂区生活了十八年,相当把这首曲子听了一万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厂区生活五十年,相当于听了五万遍。所以,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响起《歌唱祖国》时,我们一家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潘一掷说。

  厂里还有职工幼儿园、子弟中小学、职工技校和厂电视大学。潘一掷回忆,子弟中学的教学水平一般,唯一优点是便利。尤其是离家近,他家离学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他就举手请假,跑回家收晾晒衣服。一到假期,爸妈上班,他们都成了“钥匙孩儿”。

  电影《我11》剧照。

  厂矿子弟的特质

  “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建国来规模最大的‘空间再造’。在这种变化中,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域空间’,同时还有社会关系的重组。”有研究者指出,一批批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建设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情感互通的共同体。

  潘一掷毕业参加工作后,曾经有十年的时间天南地北出差跑业务,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经历是独特的,不足为外人道。但在出差期间,他遇到过许多客户都是厂矿子弟。一聊,才知道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

  相似的环境给厂矿子弟身上打下一些相似的烙印。比如语言,张琳说,他们厂来自上海的居多,周围当地人说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太懂。不过,他们全家现在还是说当时在厂里的话。

  这种话被统称为“厂话”,有研究者称其为“语言岛屿”现象,厂区的语言形态与周围完全不同,像岛屿一样浮现在周边地区的语言形态之中。

  《你好,李焕英》剧照

  《你好,李焕英》上映后,就有网友疑惑,为什么位于襄阳的厂,大家却说一口东北话?可能正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在东北,随着三线建设,东北向全国各地输出了很多人才。

  潘一掷总结,除了带一点东北味的普通话,很多工厂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多会选择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

  相对封闭的环境,不仅让工厂的语言区别于周边,在民俗民风上也有很大差别。这使得很多厂矿子弟无法定义自己的故乡。潘一掷大一时曾参加过一次老乡会,在一群操乡音的同学中,他显得格格不入。后来第二次同乡聚会,也再没人来约他。

  “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乡本来就是飞地,后来工厂废弃,飞地又被连根拔起,按照王小帅导演的话,我们成为一群没有根的人。”

  为了纪念那份乡愁,潘一掷创作了小说《子弟》,并在写作过程中创建了“厂矿子弟”豆瓣小组。他透露,从《你好,李焕英》上映后,小组每天“哗哗地”进人,目前成员已达到2209个。

  资料图:三线建设671厂旧址照片。瞿宏伦 摄

  厂矿集体生活将成为历史名词

  1997年,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大概在1997年前后,‘大下岗’”达到了高潮,我们厂许多职工蹲在山区没出路,只得纷纷外出寻找机会。当年在城里挖沟的、货站扛活的、当保安的、当保姆的,都有我们厂下岗职工的身影,他们再没了从前的优越感。2006年,我们厂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落幕。”潘一掷表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电影《钢的琴》剧照。

  厂矿集体生活将成为历史名词。潘一掷说,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从集体生活,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

  而今,很多厂矿子弟已经三四十岁,在电影《你好,李焕英》里,他们又拾起了少年时的回忆。

责任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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